河北省北部山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及绩效评价

[目的]农村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探讨其治理和绩效,有利于解决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构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以及灰色关联法分析各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结果]河北省北部山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要素层中权重值大小依次为生态经济(0. 483 9)、生态环境(0. 273 6)、生态人居(0. 137 1)、生态保护(0. 105 4),说明该地区农村经济水平已达到一定水平,但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等仍有待提高。灰色关联法计算结果表明河北省北部山区生态环境中关联系数最高的是畜禽粪便处理率(0. 754),生态经济中关联系数最高的是农民人均纯收入(0. 624),生态保护中关联系数最高的是化肥施用量(0. 846),生态人居中关联系数最高的是饮用水合格率(0. 682),而关联度大小依次为生态保护(0. 724)、生态环境(0. 662)、生态人居(0. 573)、生态经济(0. 543),说明该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仍有很大空间。[结论]研究结果指出河北省北部山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不足,为进一步完善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Stuck in the Middle: Off-Farm Employment and Caregiving Among Middle-Aged Rural Chinese

ABSTRACT

Using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2011–12 baseline data, this contribution explores to what extent taking care of grandchildren and frail parents influences rural middle-aged Chinese adults’ off-farm employmen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onditional on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aking care of grandchildre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rural middle-aged men's and women's off-farm job participation and hours worked. Caregiving for parents does not have the same negative effects on off-farm employment and hours worked. Furthermore, the study finds that annual earnings are also negatively affected by caregiving responsibilities, especially for women and men taking care of grandchildren.     

动态能力理论视角下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差异化动态环境规制强度的调节效应

当前企业推进绿色转型进程、提升企业绩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鉴于企业主动应对内外部因素联动影响的重要性,以动态能力理论视角,在探讨了企业变革发展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以及差异化强度的动态环境规制在二者关系中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边界。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情境下,前瞻柔性、响应柔性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响应柔性的贡献度较高;两者交互效应亦能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表明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预测、反应能力以及将两者协同配合是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措施。一般强度的动态环境规制在前瞻柔性、响应柔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均不起显著的调节效应;高强度动态环境规制仅在响应柔性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显著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一般强度的政府规制政策对企业的决策和创新等行为更多的是无显著影响,充分尊重其自主发展;同时政府要根据环境变化,合理控制环境规制实施强度,谨防给企业应对环境冲击造成额外的负担。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加强多重柔性机制建设的力度和政府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作用的策略,最终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赤溪村为例

以福建省赤溪村农户为调研对象,运用相关性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比例较高,但是旅游经营的项目单一;农户的学历、劳动力数量、地理位置、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培训的次数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有显著地正向影响作用;农户生计资本和对旅游发展的感知中的权力关系、可借款能力、家庭年收入、了解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有资源用于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扶贫政策利用程度完善旅游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农户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完善扶贫资金体系,完善旅游供给侧创新旅游经营模式,实行多项扶持的针对性建议。     

上海市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服务的SWOT分析

运用SWOT方法对上海市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服务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可知上海在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服务时存在政策、地理位置优势;但在法律和农户金融意识方面存在劣势;此外,上海市既面临"互联网+"与金融合作、潜在需求大的机遇,也面临违约和诈骗风险的威胁。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

研究目的:探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法律表达与法律构建。研究方法:文献资料分析、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宅基地"三权分置"是中国农村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后宅基地权利体系的新变革,政策层面与法律层面含义的不同彰显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立统一;法律含义和法律结构依赖于分置模式的选择,总体上形成"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利用权"的权利架构。研究结论:"三权分置"的关键是宅基地利用权的法律构建,焦点是资格权的法律翻译,需要在法律上设计出既满足法律形式理性之要求,又契合当下中国之实质理性的宅基地"三权分置"。     

基于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对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对个性化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以期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建立具有个性化的乡村旅游体系。［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119个红色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研究，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核密度计算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以资源要素价值、开发价值和社会效益组成评价层，下分14个指标，对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研究。［结果］(1)江西省红色旅游区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分布不均衡； (2)在评价准则层中，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大，为0647 9，其次为社会效应，权重为0229 9，开发条件权重最低，为0122 2； (3)指标层权重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资源完整性、教育性和组织管理，权重值分别为0162 0,0116 5和0111 7。［结论］江西省乡村红色旅游区数量较多，但整体呈集聚型分布特点； 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高，且整体资源禀赋较强，社会带动效应明显，具有极强的开发价值。     

高端乡村旅游产业与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研究——以天津蓟州区为例

在经济新常态下积极推动发展高端乡村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着力点,与此同时"反生态"问题的不断显现已成为阻碍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掣肘,因此,高端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向生态化转型势在必行。以天津市蓟州区乡村旅游景区的环保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从环境情况、设施配备和从业人员3个方面确定了20个影响因素,通过向游客发放问卷进行满意度调查,从游客感知角度的基础上采用IPA模型分析游客对景区环保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和满意度。结果表明,准则层及指标层感知均值都为游后感知实绩(满意度)<游前期望(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用冲突协同理论来指导蓟州区高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的环境管理工作,实现高端乡村旅游产业与环保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也能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乡村森林旅游项目规划中哲学元素运用的个案分析——以宜春市月都花溪谷项目为例

以江西省宜春市"月都花溪谷"乡村森林旅游项目规划中哲学元素的应用为个案,结合哲学理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森林旅游项目规划应有哲学的自觉,根据项目所在地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吸收哲学元素,从而打破乡村森林旅游项目同质化和见物不见人的困局,赋予乡村森林旅游项目以特色和灵魂。因此,提出突破森林旅游项目规划中一元化的经济思维定势、以哲学思维唤起人学意义、因地制宜激发内生式哲学文化活性等启发性建议。     

海南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性分析和预测

从1985-2018年海南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数据出发，分别建立消费关于收入、消费差距关于收入差距的自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当期消费更易受近期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再利用GM(1,1)模型预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结合自回归模型，完成未来10年海南城乡消费差距的预测：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将呈直线递增趋势，收入差距的增幅高于消费差距增幅。缩小海南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根本途径在于缩小收入差距，应因地制宜，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